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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对于古人的正名观念实则相当陌生，由此以熟悉的权责观念去理解正名，就显得更不靠谱了。

读研后，常与部分老师、同学争论，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以西解中究竟是否合理，而争论主要是由我挑起的。这个本质可以简化为：A是可理解的习惯语言B，或者：A是生存语言B。

这说明主词走出自身，消散到宾词中。也就是说，在这种言说方式中，若要理解理和气，就必须把理和气两个术语亚里士多德化。问题是：研究者如何才能理解西B呢？如果西B能在其所在文本中被自我解释（西B是寄托于一定的文本的），获得对西B的理解，则自我解释就是可能的，则不会导致无穷倒退。也就是说，在解释中国古代某个思想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什么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并主要是唯物唯心那一套。没有得到答案，自己继续闷着想。

这个发现对我后来的思考有很大帮助，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不妥，原因又在哪里，但我已感觉到这种做法有问题，并开始怀疑这种做法。本文与《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关联极大，二者是姊妹篇。至于如何拓展这一思想课题，儒家传统基本的原始文献恐怕仍然是「源头活水」，而深入细致地检讨那些具体的原始文献，也更是诠释与重建免于「虚发」的「不二法门」。

面色庄重，脚步也紧凑狭窄，仿佛走独木桥一样。向两旁的人作揖行礼，一方面要左右兼顾地打躬弯腰，一方面还要保持衣服在前后俯仰之间整齐不乱。礼仪实践首先离不开身体的参与。如此等等，无不可见礼仪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修身」的活动。

如清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号慎斋）曾有《乡党图考》十卷（有学海堂本），其后王鸿渐（仪堂）又有《乡党图考补正》六卷（光绪三十四年黄县丁氏刊本），于〈乡党〉一篇所涉礼仪形制，考证备极详尽。对于了解孔子来说，如果《论语》其他各篇可以使我们「听其言」，那么，与其他各篇不同的是，〈乡党〉一篇则可以让我们「观其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吃肉不因为烹饪的精细就吃得过多。它们看见人们脸色稍有少许变动，便举身飞向天空，在空中盘旋观察再三，然后才飞下来停在一起。[10]就「食」来看，对于以上所引的两段。

而这一点，就涉及到了日常生活中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的境遇性原则。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譬如，孔子在乡里和朝廷之上，以及与下大夫和上大夫之所以有不同的言谈方式，所谓「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便便言，唯谨尔」、「侃侃如也」及「誾誾如也」，正是由于其内心情感状态或者说的「心态」不同。（第十三节）第一段是说：吃饭不因为饭米精细就吃得过多。

[21] 《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摘要：历来《论语》诠释中最受忽略的莫过于〈乡党〉一篇，而以往的研究也几乎完全限于礼制的角度。

饮食完毕，姜碟不撤，但仍不多吃。对于掌握「时」的原则从而在礼仪实践的过程中得心应手的孔子，芬格莱特曾经将其比喻为音乐大师，所谓「娴熟于礼的个体都类似于音乐表演的大师，尽管他总体上遵从预先定好的乐谱曲调，但是，他却以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首乐曲。

所谓「东首，加朝服拖绅」，孔子披上朝服并拖上大带，自然是讲求礼仪的表现，但为什么一定要头向东方呢？ 这仍然是为了合乎礼仪。在车中，不回头看，不高声说话，也不用手随处指点。佛教在中国之所以会发展到禅宗，所谓「行住坐卧，皆是禅定」（《六祖坛经‧坐禅品第五》），「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景德传灯录》卷八），正是有见于此。但孔子在回答子路愤愤不平的询问时，仍然强调君子小人的区别往往正是在困境中才得以显示，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焉矣」，[11]如何不妄为而流于「滥」？ 就在于能否守礼。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所谓「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

将日常生活礼仪化，同时也将礼仪日常生活化。〈乡党〉篇有三段栩栩如生的描绘，分别是讲接待外宾、上下朝和出使国外举行典礼时的行为举止：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向下拿，就好像在交给别人。因此，除了身体的参与之外，礼仪实践同时也是一种修「心」的功夫。

[6] 譬如，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于《论语》中的思想颇能深入浅出，使一般社会大众受教非浅，但其中唯独没有讲论〈乡党〉一篇。[4]然而，在笔者看来，从功夫论的角度来理解先秦儒学的礼仪实践，恰可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一个重要向度。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有礼」，这就需要将日常生活的任何场合都能作为身心修炼的契机，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使我们内心的各种情感都能获得恰当的表达方式。对于〈乡党〉中的孔子来说，礼仪实践不仅不外于日常生活，反而与日常生活一体相关，构成几乎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譬如，当我们说一个人「愚」时，一定是涵盖其精神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这身心内外两个方面。譬如说，为什么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吊」，是因为「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古往今来可谓汗牛充栋，但通行本《论语》二十篇之中，至少在现代，[5]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通俗讲论，[6]最乏人问津的恐怕非〈乡党〉篇莫属。三、食关于孔子的饮食，〈乡党〉篇有两段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对此，〈乡党〉篇也有三段记载：入太庙，每事问。（第十三节）寝不尸，居不容。

」[20]诚然，由于礼仪实践遍布于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境遇，不同境遇中的礼仪实践具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择时而动」、「因时而化」，我们的一言一行才能始终「得体」、「合礼」，身心之间的和谐无间、圆融流畅，也才能在举手投足之间获得自然充分的流露。自己家里或朋友赠送的祭肉，存放也不超过三天。

Robert Eno, 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 Philosophy and the Defense of Ritual Maste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4] 对于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之间连续性的忽视，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以往「文献不足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反观〈乡党〉中的孔子形象，正是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境遇作为礼仪实践的「时机」，不断地进行身心修炼，从而实现终极性的自我转化，最终「优入圣域」。孟子所谓「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正是对这种身心修炼「得时」的生机盎然的精神气质的描绘。国君有命召见，孔子不等到仆者驾车，就徒步先行了。

能否贯彻这一原则，也是能否成就圣贤人格的一个重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如国君在与不在，孔子说话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向上拿，就好像在作揖。〈乡党〉所记录的孔子的「衣食住行」和「言」，几乎都是由一系列的「体态」构成的。

那么，「学」又是指什么呢？ 广义的「学」，当然指从理论到实践各种各样的学习，不过，由《论语》的文本尤其〈乡党〉一篇的语境来看，「学」更多地应当就是指学习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否则，是无法「时习之」的。就「言」来说，譬如，孔子之所以分别有「于乡党」和「在宗庙朝廷」不同的「似不能言」和「便便言」，是因为乡里之间，交往的都是亲朋故旧，不必计较言辞。